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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第一娱乐娱城官网:王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立场——兼对一种错误观点的批驳

发布者:金沙第一娱乐娱城官网 [发表时间]:2020-09-29 [来源]:无 [浏览次数]:

(王刚:金沙城娱乐官方平台教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以及其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或反叛,甚至有学者还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也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范围内,等等。由于这些观点所关涉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源问题,因此可称之为所谓“疑马论”。毋庸讳言,“疑马论”无论是出于特定意识形态的目的,还是出于思想认识上的不深刻和不清醒,其结果都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进而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最终否认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必须进行批驳。
一、正本清源: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

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主要理由在于:建党前后,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学习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直接以德语或英语为蓝本翻译过来的,而主要是经日本、法国、俄国等“二传手”传入的,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受中介国语境的影响,已经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有较大差异。
不可否认,受历史、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最初学习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确是经由日本、法国、俄国等中介国传入的。20世纪初,为了开启民智,留学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较早向国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向国内译介了许多日本学者撰写或编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社会主义神髓》《近世社会主义》等。客观而言,这些日本学者在撰写或编著这些著述时,难免会掺杂自己的主观理解,而有些理解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本意,而且这一时期以日文为蓝本来译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其主观动机也不尽相同,有的(如赵必振)纯粹是为了向国内介绍新思想,也有的则是出于特定政治目的,如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等人之所以介绍马克思主义,其根本目的是“给三民主义寻找依据”[1]。因此,五四运动前,从日本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存在较大差异。
五四运动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成长起来。这一时期,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留日渠道日渐不畅,欧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出国留学的主要目的地。旅欧期间,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接触到法文、英文、德文等蓝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们在学习和阅读这些著作的同时还将其译介到国内。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对英语、德语等语言的掌握也愈益熟练,他们也可以直接从英语、德语中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了。(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以《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为例,1920年,正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以法文版《宣言》为蓝本“猛看猛译”了《宣言》部分章节;同年,受《星期评论》编辑部之托,陈望道以英文和日文版《宣言》为蓝本,第一次全文翻译了《宣言》[2];后来,成仿吾也以德文版《宣言》为主要蓝本,在参照英文和法文译本的基础上翻译了《宣言》[3]。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接触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更多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原产地,对其译介也更多是在马克思主义“元语言”[4] 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主观的误读和误解,有利于更好、更准确地把握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原意和精髓。比如,阶级斗争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要求无产阶级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5],进而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毛泽东在回忆自己读《宣言》进而认识阶级斗争思想时曾说道:“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6] 这说明,虽然囿于历史发展的局限,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在译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理解的准确性问题、译本的完整性问题、术语的对接问题、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等,但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却得以明白无误地呈现出来了,这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从根本上说,那种认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学习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真正目的在于割裂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内在关系。众所周知,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国成为继日本和欧洲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要渠道。由于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新发展,因此,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无论是正式成立全国性的党组织,还是制定革命斗争的政策策略,无不深受列宁主义的指导和影响,他们“基本上是通过列宁主义作媒介来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7]。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与其说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毋宁说他们提出的是“列宁主义中国化”命题,这种观点显然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内在关系。
关于两者的内在关系问题,学界存在一定的分歧。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即德国学者卡尔·科尔施曾把列宁歪曲为“机械的反映论者”,他根据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物质”的定义[8],认为“列宁和他的追随者片面地把辩证法变成了客体、自然和历史,他们把认识仅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9]。这种观点,完全是脱离文本语境所得出的错误结论。实际上,在该文中,列宁之所以要从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层面来界定“物质”的概念,目的并不是为了阐释辩证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二者的区别,而是为了反对和批判这一时期较为流行的、具有明显主观唯心色彩的马赫主义,从而捍卫一般唯物论。诚如列宁在该文中所分析的:“马赫主义者是主观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因为他们不充分相信我们感官的提示,不彻底贯彻感觉论。他们不承认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实在是我们感觉的泉源。他们不把感觉看做是这个客观实在的正确摄影,因而直接和自然科学发生矛盾,为信仰主义大开方便之门。”[10] 科尔施从列宁的文本中胡乱抽出一些零碎的话语,企图从哲学认识论上割裂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逻辑关系,无疑是站不住脚的,这对于理解列宁主义的实质和精髓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并不是异质性关系而是同质性关系,两者是一脉相承的。[11]
由此,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尽管从多种路径来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且主要是经由列宁主义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就不是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针对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相互割裂的做法,日本学者新岛淳良指出:“有的人承认马克思主义,但是不承认列宁主义”,其实这些人根本不理解列宁提出的这些新问题,正是“把古典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问题认为是唯一的问题”[12]。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两者一脉相承。既然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坚持和发展列宁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统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与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的表述是一致的:“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13] 因此,从本源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是特指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返本溯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问题,国内外学界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异端说”,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背离或反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并没有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设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更多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的拒斥和对中国现实及传统的提升,目的在于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使之符合中国情况”[14],因而,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歪曲、背离或反叛。从本质上看,所谓“异端说”的实质是否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两个异质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和反叛。如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农民化,或者封建化、儒学化;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浓厚的唯意志论色彩和民族主义倾向;等等。这里,我们仅撷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农民化”这一观点进行剖析和澄清。
在一些国外学者看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结果,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农民运动相结合(即农民革命)的结果,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农民化。如费正清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其主体应该是由已经觉悟了的、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的无产阶级群体组成,而“农民只能起辅助作用”[15]。但是反观中国,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的运动建立在农民基础之上。在15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是一个农民的运动,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运动。在这方面,它遵循的是革命传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16]。因此,在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特殊的”,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异端”。卡尔帕纳·米斯拉也指出:“毛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崛起则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民化。”[17]
不可否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农民阶级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而且是中国革命中人数最多和最可靠的依靠力量。如果仅从阶级成分来定性和划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显然有所不同。但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承认农民阶级具有与生俱来的愚昧性、自私性、保守性、分散性、落后性等特征,但他们并不否认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和创造性。也就是说,在强大的反革命力量面前,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没有农民阶级的支持和参与是绝对不行的,无产阶级应当主动联系广大的农民群众,动员他们积极参与革命,从而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诚如马克思在考察德国革命形势时所说的:“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18] 在俄国,列宁同样重视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在他看来,农民阶级具有旺盛的、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没有农民群众这种革命精神,没有他们顽强无情的斗争,那没收地主土地也好,建立共和国也好,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也好,都是没有希望实现的‘空想主义’”[19]。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忽视农民阶级的力量。
实际上,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农民阶级之所以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是由中国独特的国情决定的。一方面,在社会性质上,近代中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独特的国情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只需要推翻本国唯一的资产阶级政权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要反对帝国主义,又要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毋庸置疑,在这三股强大的反革命力量面前,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必须联合包括人数最多的农民阶级在内的一切可能联合的革命力量,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在社会阶级结构上,在近代以前的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是构成传统封建社会结构的两极。但近代以后,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由于受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由此,中国传统社会的两极力量逐渐分化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需要注意的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始终没有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在总人口中都只占少数,而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则占绝大多数,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鲜明特征。
中国如此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能单凭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进行革命,而必须联合其他中间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的力量。特别是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开展大革命,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大革命最终失败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一系列“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但最终都惨遭失败。这些惨痛失败深刻表明,在农民阶级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中国,如果没有农民阶级的参加和拥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正是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伟力深藏于广大的农民群众中,毛泽东提出,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决不能单纯地照搬和模仿外国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而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到反革命力量较弱的农村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农民阶级为主体力量,严格来说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因袭了所谓的“革命传统”[20],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非一场纯粹的农民革命。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尽管广大农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体力量,但由于其作为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这一阶级并不能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实际上,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新”,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它由新的阶级来领导,这就是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农民阶级为主体力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像传统的农民革命那样推翻一个旧王朝而建立一个新王朝,而是要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农民阶级的思想教育,提升了农民阶级的思想觉悟。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这个阶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如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单纯的军事主义以及家长制作风等。毛泽东对此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1] 在毛泽东看来,要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须经常对农民阶级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向他们传播科学的无产阶级理论,保证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路向前进,甚至“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22]。
应该说,费正清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农民化,其实只看到了表象,却忽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和思想教育影响。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广泛吸纳农民阶级参加革命,并不是要把无产阶级性质弱化为甚至降低到农民性质,而是要在革命战争中,以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对广大农民群众开展现代性的启蒙,使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认知方式趋向无产阶级化,从而使农民阶级的无产阶级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得到提升。如在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教育以前,农民并没有阶级斗争的意识,而广泛存在的是皇民意识、宗族意识、东家意识等,给地主交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即使与地主发生冲突,也不会从阶级斗争方面去思考。随着无产阶级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农民开始有了阶级斗争意识,有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划分,有了剥削与被剥削的认识,过去向地主交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做法,而现在则被认为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由此,农民的阶级斗争意识被空前唤醒,广大农民自觉投入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洪流中。其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农民阶级直接发生了关联,而是马克思主义首先由中国共产党人理解和把握,进而通过教育把马克思主义传播给中国农民阶级,调动他们改造社会和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自觉性,最终促使广大农民阶级思想觉悟的提升,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投身革命运动。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民化,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与时俱进。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
三、据本正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有科学的学科界定

随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作为这一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和领域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愈益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在这样的语境下,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且“包含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第一,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缘起看,其直接出发点是为了反思包括列宁主义在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1918—1923年,欧洲国家如匈牙利、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无产阶级也相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接连遭遇失败。面对这样的挫折,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科尔施等人进行了理论反思。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在欧洲之所以失败,其根源就在于欧洲的无产阶级失去了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从哲学层面而言,就是失去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由此,与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提出的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同[23],卢卡奇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解释。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的论点‘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24] 这实际上是对新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在卢卡奇看来,第二国际的“正统派”所坚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仅仅是一种“机械决定论”,而列宁等人所坚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仅仅是一种“直观反映论”,这两种辩证法都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基于此,卢卡奇提出,必须重新确立唯物主义辩证法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充分张扬人的主体性,构建实践哲学。然而,在回归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过程中,卢卡奇显得尤为激进。在他看来,由于黑格尔哲学充分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因此,只有恢复“黑格尔的传统”,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才能正确阐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但是,在黑格尔辩证法中,黑格尔把主体和客体的相互统一的现实力量最终归结为“绝对精神”,而卢卡奇力图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替换成无产阶级,这实际上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误解。
卢卡奇等人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置于黑格尔唯心哲学的传统中加以解释,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由此,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国际内部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一过程中,科尔施于1930年首次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以区别于共产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1955年,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在其著作《辩证法的历险》中,专辟一章来讨论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此,这一概念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愈益得到更广范围的使用,成为一种与列宁主义相区别的解释话语。与列宁主义一贯强调的政治革命道路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主张要首先夺取文化领导权,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认为这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因素。然而随着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的接连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退出国际工人组织,或被开除出党,由此成为专门的理论家。如此一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从实践批判走向了理论批判,沦为纯学院化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诚如有学者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第三国际内部遭到排挤,又无力建立独立的政党组织,这使得他们逐步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践,其理论成为封闭在知识分子内部的、象牙塔里的学说。”[25]
总体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在不同国情下产生的思想理论。前者逐渐从实践走向理论,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普通的科学理论来对待,阉割了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意识形态性;后者则原本地继承了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种行动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26] 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反动政府的压迫,决定了中国人民只有通过革命途径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由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学来的正是苏俄这样一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纯理论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西马’所诉求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纯粹学术化,并使之渐次经院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27]
第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其分为众多思想流派,这些思想流派在观点上尽管有重叠,但也存在明显的歧义性和多元性。目前,国内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它主要指从1923年卢卡奇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始到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这一段时期的特定哲学思潮;广义上,则泛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如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28] 应该说,无论哪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其创立的主观愿望无疑都是为了维护、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且力图通过“回到马克思”来“重构马克思”,这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就此而言,它们共享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要义。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构马克思”的哲学基础和方法理路,并非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反,他们普遍以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哲学为出发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发挥和补充,试图通过求助于康德、黑格尔等人以及借助心理分析、结构主义等方法来重新审视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最终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思想流派。如卢卡奇、科尔施等人曾试图求助黑格尔哲学来追踪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源,但结果却是直接把马克思还原为黑格尔,混淆了两位思想家的界限。诚如佩里·安德森所说:“卢卡奇之求助于黑格尔,则远不止是出于追根溯源的原因。”[29]
由此观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运用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如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来修正、补充和重构马克思主义,这反而使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被“肢解”,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种思想流派。这些思想流派,从哲学基础到方法理路、从现实关怀到未来理想,基本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唯心哲学体系下建构起来的,它们“把不同哲学世界观的折衷混合奉为指导思想,同马列主义相抗衡,这就使它同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因此不能把它和马克思主义画等号,不能认为它就是马克思主义”[30]。其实,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学习其具体论断,而是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唯心哲学的支撑下,不仅失去了坚定的人民立。一瓜戳嗽砜怂贾饕宓目蒲澜绻酆头椒,因此,我们不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划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范围之中。不仅如此,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多种思想流派,如果把它划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范围内,那么必然会导致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从而造成和苏共一样颠覆性的严重后果。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看,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都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其所奉为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所产生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毛泽东曾亲自带头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甚至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31]。应该说,在这一时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尽管遭遇了一系列曲折,但其所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丝毫没有改变,甚至在特定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反资防修”的口号。(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如此一来,党就更不可能把当时被认为具有“修正主义”色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范围。当然,在毛泽东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进入中国共产党视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但它依然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范围之外。如1981年3月,邓小平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就叮嘱他们一定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32],从而为全党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便利。即使是在邓小平晚年,他还不遗余力地叮嘱全党同志一定不要忘记党的“老祖宗”。“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33] 显然,在邓小平心中,中国共产党的“老祖宗”是有特指的,而在这“特指”中绝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认识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对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有着明确的所指和界定,他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34]。在这里,习近平明确指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这种继承很显然也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
当然,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辩证地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它存在多种流派,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其自身也有一些合理的地方,这诚如习近平指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35]。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势如水火,相反,在学科发展的视野下,二者可以实现相互的对话和交流。这要求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借鉴和吸收,“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36]。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清理和审视,从而促进和提升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水平,而绝不是要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体系中。(责任编辑:梁兆桢 张梦婷    校对:耿春晓)
参考文献:

[1]王刚《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4期.
[2]据陈望道后来回忆:"有一次,周总理亲切地问我:《共产党宣言》你是参考哪一国的版本翻译的?我回答说:日文和英文,主要是英文。"参见《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6页.
[3]参见蒲国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传播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6期.
[4]众所周知,原生态马克思主义著作是由多种语言构成的,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所用的基本语言(即"元语言")是德语、英语和法语.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44页.
[6]《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7]苏民《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载于《上海党史与党建》2007年第6期.
[8]列宁在该文中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18卷第130页.
[9][德]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10]《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18卷第129页.
[11]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参见安启念《列宁对马克思的继承和发展:关于列宁主义的再认识》,载于《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3期.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页.
[14]徐崇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国外理论辨析》,载于《红旗文稿》2010年第1期.
[15][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
[16]萧延中主编《"传说"的传说》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
[17]Kalpana Misra,"Deng’s China:From Post-Mao to Post-Marxism",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33,No.42/43,1998,p.2744.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年版第131页.
[19]《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17卷第152页.
[20]费正清所说的"革命传统",主要是指古代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这一革命形式.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2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
[23]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国际内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产生了争论和分化,即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遭到了第二国际中以"正统"地位自居的卡尔·考茨基等人的批评。这些"正统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发生了变化,但其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始终无法得到自愈,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矛盾将会愈演愈烈,最终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随着经济危机的频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必然高涨。因此,企图通过和平手段来推翻资本主义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必须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既定的暴力革命手段来实现。可以说,"正统派"给出的继续坚持暴力革命的缘由,无疑是一种带有明显的"经济决定论"特点的解释框架。对此,列宁持有强烈的"异见"。在他看来,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那么像俄国这样落后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只能形成工联主义。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性矛盾可能会转嫁给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造成落后国家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这就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利条件。由此,第二国际的"正统派"和列宁等人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谁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激烈论争。后来,随着第二国际的解散和第三国际的成立,列宁等人逐渐在论争中占据优势,列宁主义逐渐取代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新正统"。
[2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7-48页.
[25]马拥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野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载于《党政干部学刊》2018年第4期.
[26]参见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20世纪3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
[27]杨楹《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空间与实质》,载于《学术研究》2008年第9期.
[28]参见胡大平编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29][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
[30]徐崇温《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兼谈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缘起和论争》,载于2015年1月19日《北京日报》.
[31]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3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页.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3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3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3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文章选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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